自1965年至1968年间，年仅二十余岁的法国女性索朗日·布朗踏足法国驻华大使馆，担当一名职员。她穿梭于北京、大同、南京、苏州等城市的街头巷尾，捕捉了那个特殊年代中的无数瞬间：街角拐弯、幽静小巷、张贴的巨幅标语，乃至日常生活的点滴，均在摄影师的镜头下留下了深刻印记。

索朗日的镜头聚焦于民间生活的种种画面，捕捉了人们的动作、面容、服饰、居所与街道的风貌。尽管作品中鲜少涉及政治元素，却生动地展现了中国特有的历史背景以及国民所面临的独特挑战。

1967年秋季的初时，南京某国营食品商店的门前，一群手持红旗、肩扛毛主席画像的群众正热闹非凡地游行。尽管周围人迹稀少，看似并无大事发生，但这一小队人数仅十余人的队伍却表现得异常庄重，如此张扬的游行究竟有何深意？

焦点落在主席像之后的鲜红横幅上！仔细端详一番，我辨认出“发行喜讯”的字样。果然如此。

事关“小红书”！

曾风靡海内外的《毛主席语录》最初由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64年面向全军编发。在文革初期，“小红书”一时风头无两，其印行不仅风靡全国，更远播海外。至1966年10月，香港及国际书店纷纷强烈要求推出海外版，却初遇两重障碍：一是原书系“内部发行”，二是海外版出版缘由及前言后记的撰写方式不明。前者问题易于解决，后者则因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而得以顺利解决。1966年12月15日，“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语录的发行事宜。会议决议由人民出版社对总政版语录进行再版。次日，即1966年12月16日，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公开发表。《毛主席语录》自此正式出版，并由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公开发售。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中，“小红书”并无固定“定价”，购买多以公费为主，多免费分发，或以会议文件、奖品等形式赠予个人；亦有人将其作为礼品互相赠送，甚至有在子女婚礼上将其作为“嫁妆”赠与子女的习俗。因此，社会上对毛泽东语录的需求持续攀升，《毛主席语录》亦因此不断加印和翻印。

数据显示，自1964年5月至1979年2月，全国正式出版了80余种汉文版的《毛主席语录》，以及40种少数民族文字版本、1种世界语版本、7种盲文版本和近100种外文版本，总印数高达10亿册。这一数字尚未计入众多国家自行翻译并发行的“小红书”。这无疑使《毛主席语录》成为了仅次于《圣经》的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

这张照片一目了然，展现的是南京一家新华书店的员工为了庆祝新版“小红书”的发行佳绩，走上街头欢庆的场景。

1967年，一群红卫兵踏上前往北京的征途，他们的队伍如同一场“长征”。

杨浪品图：1967年岁初，受去年夏秋之际北京接待活动及全国范围内的“大串联”影响，无数青年学生涌向首都，导致全国铁路系统及北京社会秩序陷入极大混乱。为此，政府于冬季宣布暂停“大串联”，并倡导“就地闹革命”。鉴于运输能力有限，宣传部门便通过赞扬某市青年学生“步行串联”的做法，激励那些滞留城市的人自行返回居住地。由此，“徒步长征”成为了那个时期的一道独特社会风景线。

小索所穿的那身特写，正是当时“步行长征”的典型装扮。据此推测，她大概是在那个时期，踏上了京津公路，并留下了这些珍贵的影像。

“大头娃娃舞”作为一种在北方民间广为流传且历史悠久的文化娱乐形式，其身影可追溯至南宋时期。据史籍记载，当时已有“上元佳节，装扮大头和尚”的生动描绘。

上一年年底，罗瑞卿大将遭受了整顿；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也已公之于众，而彭真等人正试图依照旧有思路引领一场新的政治运动。然而，“伟大领袖”正密谋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

在随后的半个月内，中共中央迅速通过了“5.16”通知，并正式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仅剩两个半月的时间，毛泽东便开始陆续八次接见“红卫兵”，由此掀起了文革的狂澜。至1966年5月1日，尽管城市中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但文革的高潮尚未完全显现。不久的将来，那标志性的“大头娃娃舞”将沦为“四旧”——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的代表，从此从舞台上消失。

那一年的五一节，气氛尤为庄重。我们被指派至景山公园，上演了一场盛大的“跳皮筋”表演，吸引了上千名游客共同参与。当天，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成为了活动的头号嘉宾，周恩来、宋庆龄、朱德等领导同志陪同他一同参加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游园活动。据记载，前国民党总统李宗仁也参加了当天的活动。此外，来自越南、朝鲜、委内瑞拉、几内亚、坦桑尼亚、尼泊尔、柬埔寨等国的外宾也齐聚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共同享受了游园的乐趣。

所谓“游园”，即在公园内划设区域，有计划地开展文艺演出活动，并邀请各界观众前来观赏。因而，身为法国外交官的小索亦得以亲临此盛事。

这幅画面令人叹为观止！它的闲适与自然，真实得让人心跳加速。不禁好奇，小索是如何捕捉到这一刻的？相机的高度恰好举至眼前，然而在这温馨的秋日午后，包括孩子们在内的众人似乎都未曾注意到这位“异乡人”的镜头。政治激情与物资稀缺的对比；鲜艳的口号与每个人的淡然自若；还有那些缀满补丁的衣物。这应该是一个假日吧，街角的小贩正叫卖着美食，而手插口袋的大妈正精打细算着那几钱几克的分量；孩子们在附近嬉戏，他们正沉浸在哪个有趣的小摊的乐趣中？街角那位提着铁桶的女子，身后那个火红的门洞或许是一家小餐馆，她可能正要去厨房打水。那两个右侧的孩子正处于成长期，一个裤腿短，一个衬衣长，却流露出一股无忧无虑的神情。至于那个背着手的大学生，他在忙些什么呢？他似乎还未加入“红卫兵”，难道他是那个被称为“逍遥派”的人吗？

在那个平凡的秋日午后，1967年的苏州，时光静好。

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当天，长安街上演了一场盛大的游行庆典。当天，约有200万人参与了这一壮观的行列。参与者们身着色彩鲜艳的卡奇布衣裤，整个队伍被一片深邃的蓝色所笼罩。

众多人潮整齐排列，观察他们的服饰，不难判断这是十一游行即将结束的队伍，正静候启程。那几位离队的人或许是在寻找洗手间吧？

拍摄地点宜选在城区的边缘地带。此处马路宽阔，却不见无轨电车线路的踪影，烟囱亦高耸入云。沿路建筑并不高耸，整个地点颇似当年的东直门外区域。

此处，众人或佩戴袖章，或胸挂条带，即便无军人监管，仍保持着井然有序，从他们的举止间不难看出，他们应是远道而来的访客。

在1967年那个夏日，北京的正阳门东侧，城楼三层台栏上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标语已略显剥落，其字迹模糊，推测应是前一年的夏季所张贴。

正阳门，北京人常称之为前门，其历史可追溯至六百年前。今日所见的前门建筑群，包括正阳门本身及其南侧的箭楼，这座城门位于北京城南北中轴线的正南端。箭楼曾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因外大栅栏被焚时飞溅的火星而遭焚毁。而正阳门城楼则在同年冬天，因英军印度士兵在楼内生火取暖不慎引发火灾，导致整个城楼被焚。在正阳门与箭楼之间，曾有一座用于防御的瓮城，但为了改善交通，这座瓮城于1915年被北洋政府拆除。文革前夕，地铁线路的设计计划中原本包含拆除前门的计划，但在1965年，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使得正阳门城楼与箭楼得以幸存。自1949年以来，正阳门长期由部队使用，直至1980年才得以腾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正阳门城楼与箭楼历经多次修缮：1952年，对正阳门城楼进行了拨正与加固处理；1957年，城楼及箭楼安装了避雷针；1976年，唐山地震造成正阳门城楼与箭楼受损，随后于1976年至1978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工作。1989年，箭楼得到了修缮；1990年1月21日，两座建筑正式对外开放。1991年，正阳门城楼亦进行了全面的大修，并对内部进行了装修，于同年7月1日重新开放，继续迎接来自各地的游客。

画面中的舞蹈主题无疑是“女民兵”，当时最受欢迎的当属为毛泽东的诗篇《为女民兵题照》所谱写的乐曲。这首诗是毛泽东为江青拍摄的一张照片所作的题词，其中描绘了“飒爽英雌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英勇形象。相应的乐曲多采用进行曲的曲式，而舞蹈中的女子则肩扛枪械，腰束皮带，在行进的节奏中展现各种动作和队形的变换。然而，从画面后排那位戴眼镜、动作稍显不一的女孩看来，这似乎是一场由业余团体演绎的演出。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综合考量了小索当时拍摄活动的范围及路线，认为这张照片的取景点应位于南河沿路口门洞的阴影之中。镜头朝南，捕捉的是南河沿街道向北延伸的景象，以及分隔开来，静候加入游行队伍的另一波人潮。记得当年游行的组织方式是，长安街上的队伍从东向西依次排列，行进至某一阶段后，便会释放出南池子、南河沿、王府井大街的队伍，让他们加入长安街的游行队伍。而需知，1966年10月1日的那次游行，参与人数竟高达150万之众！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画面内边缘的墙壁上，醒目地挂着标语“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追溯至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正式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该决定由十六条组成，全面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斗争对象，以及采取的策略和相关的政治规定。这一文件，作为继“五·一六通知”之后的又一纲领性指导文件，对全局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镜头捕捉到的画面，依然定格在长安街旁，等待着游行队伍出发的人群。目光所及的街道建筑，极有可能是东单附近，路北一侧。画面的焦点集中在这幅醒目的宣传画上。当年，绘制这类大幅宣传画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亮点。画中的人物，除了红卫兵之外，显然是在展现日本、越南、非洲（黑人）以及拉丁美洲（戴草帽）人民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这种“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红太阳”以及“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的表述，是宣传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

这些照片捕捉了同一趣味盎然的场景——人们正欢快地跳着“忠字舞”。

车厢内布置得温馨而舒适，正是火车软座车厢，仿佛标志着小索即将踏上前往苏州或南京的旅程。鉴于其“涉外”属性，车厢内悬挂着标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鉴于这是一节专为外宾准备的专车车厢，座椅、座套及枕头上的抽纱都显得崭新如初。透过行李架望去，可以见到陪同人员分布在车厢的另一端，而外宾们正坐在小索拍照的这片区域。

起初，列车员通过电喇叭展开宣传，紧随其后的是一系列舞蹈表演，动作丰富多样，既有象征斗争的“挥拳”，也有表达赞颂之情的“托手”。在文革初期，这种高度政治化的氛围催生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歌舞仪式，后人统称之为“忠字舞”。更有记载显示，列车在途中停靠时，旅客们会被邀请下车，一同参与“忠字舞”的集体舞蹈。这类舞蹈的具体形态，从这组照片中便能一窥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