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我有幸被选调至毛主席的身边，肩负起警卫工作的重任。在这条光荣的岗位上，我从副中队长逐步晋升至中队长，最终荣任副大队长，共度过了27个充满辛勤与汗水的岁月。特别是在最后十年，我始终如一地守护在毛主席的身边，未曾有一刻的疏离。我的主要职责包括管理毛主席身边的警卫中队，坚守在毛主席的住地轮值，以及随同毛主席进行巡视。在这段不平凡的历程中，我经历了无数挑战，时常遭遇委屈与突如其来的危险。特别是“九一三”事件，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记忆。

毛泽东与陈长江

捍卫毛主席。

临近“九一三”事件爆发的临界点，向来自信十足的毛主席，忽然深陷前所未有的忧虑之海。或许是他的直觉敏锐地察觉到了某种不祥的征兆，亦或是内心深处涌动的不安预感，他的脸上笑容逐渐消散，往日的风趣谈笑也荡然无存，食欲也随之锐减。夜深人静时，他更是翻来覆去，辗转难眠。

晨曦微露，毛主席迈步走出住所，我依旧紧随其后。毛主席向守在门口的哨兵询问是否已配备枪械。如往常一样，毛主席并不倾向于随身携带枪械，因此我们的哨兵装备较为简略，且多身着便服。我回答道，哨兵不仅配备了手枪，还携有冲锋枪和机关枪，弹药充足，足以应对一二百名敌人的袭击。毛主席听闻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并强调指出，鉴于不良分子的潜在威胁，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1971年8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以及警卫局局长，亦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与警卫局副局长职位的张耀祠同志，急切地向我提出要求，务必迅速安排好毛主席南巡期间的警卫工作。他们特别指出，去年庐山会议遗留的问题尚未得到妥善处理，当前局势正变得愈发复杂。部分地区仍旧陷入武斗的混乱之中，而铁路沿线的治安状况亦不容乐观。因此，我们必须保持极高的警惕，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他们详细剖析了此次南巡可能遭遇的各种情形，并明确了相应的应对原则及注意事项。

张耀祠说道：“这不是你们第一次踏上远行的征程，然而，这次的旅程却有着显著的不同。一系列新问题如影随形，它们包括各种困扰、险阻，甚至是一些出乎意料的挑战，这些问题都不可小觑……两位主任就此次外出随行保卫工作所发出的严格警示，我并不感到特别惊讶。至于1970年庐山会议的一些传闻，我也略有耳闻。”

某日，毛主席信步游走于中南海畔的游泳池边，对我语重心长地说：“军队中风波迭起，部分人士已不复遵从号令，亟需进行一番整饬。”我回应道：“主席，我深知我军干部与战士，都对您的英明领导充满衷心服从。”然而，毛主席却轻轻摇头，表示：“你还未真正洞悉实情，其中的细节，你仍有所不知。”

因此，在本次外出行动的筹备与部署阶段，我们投入了极大的细心与周密考虑，广泛动员了干部与战士们的力量，以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崇高威望。

毛与工作人员

南武汉唱《国际歌》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主席亲临武汉地区，展开了其南巡之旅。

毛主席向来秉持着节俭的生活态度，绝不沉溺于奢华与排场。无论是外出访问，抑或接待中央的领导同志，他都不喜他人送行。这次出行亦是如此，他乘坐专列，列车随之徐徐启动。沿着京广铁路向南驶去，首站停靠石家庄，进行车辆检修和加水，约15分钟后，列车继续前行。下一站抵达郑州，同样停留了15分钟。8月16日午后，专列抵达了武汉。毛主席换乘汽车，途径蛇山、龟山，跨越长江大桥，最终入住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楼。

夜幕低垂，毛主席亲自主持了一场召集了地方党政军高级官员的会议。此次出行，仅有一位汪东兴相伴，随行人员明显减少，因而毛主席交托的紧要事务，便落在了我们肩负的重任上。翌日，毛主席接连主持了两场会议，25日与27日亦分别举办了两次集会。其间，毛主席还与刘建勋、王新、刘丰等同志进行了个别交流，随后又与华国锋等同志会面。我负责接待来宾，无需深入会议的讨论细节。接着，汪东兴召集了我们这些随行人员召开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并强调了提高警觉性的重要性，要求我们切实加强警卫工作，时刻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战斗局面。

8月27日，正午的阳光洒下，毛主席乘坐专列，踏上了南下的旅程。与往常有所区别的是，此次南行的随行人员中，还有武汉军区负责人刘丰等众多重要人物。毛主席神态安详地坐在会客室中央的沙发上，而刘丰等众多要员则分坐在两侧的长沙发上。

服务员刚刚圆满地完成了倒水的任务，正准备转身离去，毛主席却忽然向她示意，请她唱一曲《国际歌》。随着那激昂旋律的飘扬，服务员低声吟唱，毛主席则随着音乐的节拍，在茶几上敲击出充满力量的节奏，同时嘴角轻轻微动，宛如与歌声产生共鸣。四周的群众亦随之哼唱，共同沉浸在那份庄重而肃穆的旋律中。

当《国际歌》的首段旋律徐徐落下，毛主席仍紧握双臂，随着节奏的律动挥动着手腕。服务员紧接着引吭高歌第二段，响应者络绎不绝，很快便汇成了一曲激昂的合唱。众人依次吟唱着歌词的片段，毛主席便紧接着发表他的见解，其中“为真理而斗争”与“团结”的重要性是他反复强调的核心。毛主席指出，《国际歌》与列宁的著作《欧仁·鲍狄埃》都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立场，它们鼓舞着奴隶们勇敢地追求真理。毛主席还提到，在庐山会议上，他撰写了一篇700字的论文，深入探讨了奴隶创造历史的这一根本问题。接着，主席与大家共同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特别强调每一项都应铭记于心，但遗憾的是，如今已有几项被淡忘了。他进一步强调，我们不仅要学会这首歌的旋律，更要身体力行，将歌词中的教诲付诸实践。

踏上长沙的土地，刘丰等同仁随即各自启程，踏上了各自的旅程。至于毛主席为何将他们从武汉调任至此，我至今未能揭开这一谜团背后的确切缘由。

1964年，毛张合影。

质问丁盛、刘兴元

8月28日，当夜幕刚刚低垂，毛主席抵达长沙，入住蓉园的一号楼。这栋楼不仅代表着他的故乡在省会中的重要地位，更是他青年时代投身革命事业的关键阵地，他对这方水土怀揣着深沉的情感。然而，这一次的访问，毛主席并未如同往昔般漫步于街巷之中，而是珍惜光阴，积极召集湖南、广东、广西等省份的党政军领导，举行会议，并与之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某日，毛主席身着由毛巾布制成的睡袍，特别召见了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与政委刘兴元，更令人费解的是，他还特地邀请了湖南省省委书记华国锋一同与会。这场小型会议于毛主席居住的一号楼内举行，我受命引导与会人员步入会场，并在入口处执行守卫任务。

往昔岁月，在毛主席的身旁，无论是肩负警卫之责还是担任秘书一职，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均源自我国的警卫队伍。负责主席安保工作的，乃是一中队副中队长商来保；秘书一职，则由原一中队副区队长高碧岑接替；至于健康护理，则由日后晋升为305医院副院长之吴旭君等人承担。张玉凤那时刚加入团队不久，主要负责处理一些日常琐事。尽管各司其职，我们有时也需一人多岗，灵活变通应对各种情况。

毛主席与丁盛及其他同志进行了为期两个小时的深入交流。言谈间，我轻手轻脚地推开房门，一股清新的凉意迎面扑来。室内空调调节得恰到好处，温度稳定在23摄氏度左右，而室外气温已攀升至30摄氏度以上。我观察到，他们的交谈显得格外顺畅，丁盛与刘兴元的脸上洋溢着满足与自信的笑容。毛主席逐一与他们握手，他们身着笔挺的军装，迅速行以标准的军礼，以示敬意。

毛主席下达命令：“国锋同志，立即着军装，接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职务，全权负责军区事务。”继而，他对丁盛与刘兴元补充指示：“遇有重大事务，可直接向他请教。”丁盛与刘兴元坚定回应：“请主席安心，我们必将恪守指示。”华国锋亦严肃承诺，将全力以赴，确保广州工作的顺利进行。随后，华国锋与汪东兴陪同丁盛、刘兴元先行步出，随即转身返回室内。约十几分钟后，华国锋才缓缓踏离。

次日，汪东兴转述了毛主席在一次众人参与的集会上所提出的严峻问题：丁盛、刘兴元，你们与黄永胜的交往过分紧密，如今黄永胜失势，难道你们能够规避法律责任？……我坚信我军将忠诚于党，绝不信黄永胜能指使解放军发动叛变！军队内有众多师长、团长等各级指挥官，以及各职能部门的主管和员工，你怎能轻易调动他们从事非法活动，难道他们都只会盲目服从吗？……将二十几岁的青年誉为天才，这背后究竟有何益处？

在交流过程中，汪东兴并未透露详情，我们自然不便过分追问。然而，即便如此，心中的忧虑仍旧难以驱散。我们不禁心生疑惑，究竟是在何处、何人正经历着何种重大的变故。

在长沙的短暂停留期间，毛主席的日程紧凑而充实，日程表上密布着密集的安排。他频繁召集会议，深入探讨。根据毛主席的谈话和工作计划，我们警卫团队经过深思熟虑，形成了以下共识：当前形势严峻，我们务必保持高度警惕，强化责任担当。无论是值班警卫还是站岗哨兵，都必须做好随时应对的准备，无论遭遇何种情况，都能迅速出动，坚守岗位，确保毛主席的安全万无一失。

南昌会许世友

8月31日，毛主席的专列徐徐离开长沙，转向东方，最终抵达江西南昌。他在距市区十余里之遥的山间别墅中安顿下来，此处环境静谧，风景宜人。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毛主席在巡视南方之时，也曾在此处留宿一晚。

毛泽东在南昌强调，与江西、福建、江苏等省的党政军领导人进行交流的必要性。他指出：“林彪确实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同时强调：“对林彪仍需进行适当保护。因任何人在犯错后，若不重视团结和正确方向，都是不妥的。回京后，我将继续与他们沟通。即使他们不主动联系我，我也会主动拜访。有人或许能通过教育改正，而有人可能难以改变。这一切都需要通过观察和实践来判定。目前可能遇到两种情况，一是纠正错误，二是错误难以纠正。若涉及重大原则性或路线方向错误，作为主要责任人，改正的难度自然较大。历史上，陈独秀是否改正了？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等人是否改正了？事实是，他们都没有。至于我与林彪的谈话，他的确在某些言辞上有所失当。”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临现场，他身着一件朴素的白色汗衫，配以军装裤，脚下一双由麻绳与布条细心编织的凉鞋显得格外引人瞩目。鞋面上一朵鲜艳的“红花”点缀其中，为他的别致装束增添了几分色彩。

毛泽东同志与许世友将军促膝而谈，直至目送他至门外，依旧关切地询问他是否仍将继续狩猎。许世友将军答道：“我仍在继续。”毛泽东同志听闻此语，喜悦地笑了出来，与许世友将军握手告别。翌日，我亲眼目睹了许世友将军手持猎枪，前往机场附近的草地进行兔子狩猎的场景。

李讷，毛泽东主席心爱的女儿，目前正勤奋地在中央办公厅江西五七干校工作，该地与南昌相距不过一小时车程。自大学毕业后，她改名为肖力，投身于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事务。她屡次挺身而出，解决重重难题，名字亦频繁见诸报端。继任《解放军报》副总编一职后，她不久便晋升为北京市委副书记。然而，毛主席对此显得不悦，坚决要求李讷投身劳动锻炼。当毛主席抵达南昌时，李讷已在干校劳动了一段时间。我们原本以为主席会对这位小女儿宠爱有加，并关心她的锻炼情况，因而必定会召见她进行一番谈话。然而，直至主席离开南昌，他并未与李讷相见。

毛与员工

初秋杭州不安

9月3日，一列专列抵达了杭州。列车缓缓停靠，毛主席随即与浙江省的负责人熊应堂、南萍、陈励耘等人展开了热情洋溢的交谈。交谈中，他们共同回顾了九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内核，并齐声高唱了《国际歌》。在这一过程中，毛主席进一步阐述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即积极宣扬马列主义，坚决抵制修正主义；大力倡导团结，坚决反对分裂；积极倡导坦诚正直，坚决反对阴谋诡计。

在交谈落下帷幕之时，毛主席步履缓缓，来到西湖畔、夕阳山下的刘庄一号楼安顿下来。每当毛主席莅临杭州，他总是偏爱此处驻足，这里亦曾见证过众多关键会议的召开。我仍旧保持着往日的习惯，由近及远，细致入微地欣赏着周围的风景。

一号楼实则座落在四合院中，是一座朴素的平房建筑。院落宽敞，古柏苍翠，枝繁叶茂。跨过一座并不高的小山丘，便能远远望见雷峰塔的轮廓。尽管地形并未经历显著的变化，然而服务人员的阵容已换上众多新面孔，男女皆显得训练有素。经我打听，方知这些人选都是为此次任务特别挑选。外围的警卫配置也有所调整，原先浙江省公安机关的熟悉身影已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空军第五军政委陈励耘。在接待毛主席的几位负责人中，他独占鳌头，地位举足轻重，手中掌管着省军区和治安的大权。

我察觉到，毛主席似乎有所感应，在杭州逗留期间，他的情绪愈发显得烦躁不安。目睹毛主席如此状态，我们内心充满了忧虑，整夜辗转难眠，尽管对于这其中的缘由，我们依旧感到困惑。

在那渐入黄昏的时刻，我站在礼堂前那棵古老榕树的庇荫下，向部队分析当前的形势并强调了几点注意事项。干部和战士们均身着便服，依次坐在简易的小马扎上，井然有序地围成一个四五十人的圆圈。就在毛主席与两位战友小商、小吴悠闲漫步之时，他突然出现在队伍面前，立刻激起了热烈的掌声。

我向主席汇报说：我们正努力研习您所提到的“三要三不要”，但恐怕我对这些原则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因此恳请您亲自为大家进行一次深入的解读。主席轻轻挥了挥手，示意我带领大家齐声高唱《国际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指挥任务，我内心不禁感到几分慌乱。就在这时，汪东兴的突然出现为我解了燃眉之急，他告诉我，毛主席曾明确指出，作为队长，理应不应回避这项指挥的责任！

“虽你们的歌声嘹亮，然而仅仅歌唱尚显不足，关键在于付诸实践，每一步行动皆需听从指挥。”

在南巡途中，毛主席的行程遍及广阔地域，与之交流的人群亦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构成，其中甚至涵盖了林彪集团成员。正是在这短暂数日间，汪东兴紧急召集我们几位干部召开会议，他郑重强调，之前所提的“三要三不要”绝非泛泛之谈。有人企图破坏党的团结，有人抗拒指挥调度，当前局势错综复杂，我们务必保持高度警惕，防止任何破坏行为的出现。我内心急切地渴望了解他所指的具体对象，以便在心中做好准备，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然而，鉴于我长期从事警卫工作的经验，我深知此刻不宜提出疑问，当前首要任务是全力以赴做好应对准备。显然，此次杭州之行，与往昔相比，确实显现出许多不同之处。

“陈励耘，你与吴法宪有何联系？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纠集了一批同僚，其中便包括你，以及来自上海的王维国和广州的顾同舟等人。当时你们究竟有何举动？”陈励耘的回答显得语无伦次，显得十分尴尬。

随着局势日渐明朗，毛主席心中积聚的疑问日渐增多，对陈励耘等人的信任也随之逐渐减弱。9月8日深夜，我们在夜宵后，毛主席便紧急召见小商，下令专列即刻启程，驶向百里之外的嘉兴，进行紧急转移。我不禁猜测，或许是因为我们所在的专列停靠在一条岔道上，位置过于显眼，有人可能已经认出了毛主席的专列。然而，毛主席始终未曾向任何人透露，为何如此急切地将专列迁往异地。

毛与职员

赴上海晤王洪文

9月10日，如同往日，我们的生活保持着井然的秩序，并无任何特别的安排。上午时分，我们与驻地警卫连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篮球较量，场面既热烈又充满紧张气氛。在炽烈的阳光下，每一位参赛的球员均汗流浃背，仿佛经历了一场洗礼。比赛落幕之后，我们即刻洗净了身上的汗水，并对衣物进行了清洗。

午后，阳光渐渐西斜，毛主席临时做出决定，乘坐专列启程。但他并未透露此行的目的地，只是特别叮嘱不要将这一消息告知陈励耘等人。此时，细雨绵绵，连绵不断，战士们的衣衫已被雨水浸湿，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向我寻求帮助，询问如何应对。我建议他们用雨衣将湿透的衣物紧紧包裹，随身携带，以防湿气侵入。

鉴于当前局势的复杂程度，以及我们尚未完全掌握敌人确切的身份及其藏身之处，为了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我已派出前卫车和后卫车的分队人员，先行抵达车站。前卫车需提前数分钟启动，而后卫车则负责对车站的出入口及登车区域进行严密监控，仅保留三十余人陪同主席行动。我和张耀祠乘坐的车辆先行开道，毛主席则在汪东兴的陪同下，乘坐的小车位于队伍中央，而警卫部队则乘坐一辆面包车作为尾随保护。从出发到登车，整个流程进行得非常顺利。下午三点整，专列从杭州车站缓缓启动，驶向上海的方向。

事后，我翻阅了汪东兴的回忆录，从中了解到在刘庄的职员中，有人匿名向毛主席揭发，指责陈励耘曾暗示其关注主席的一举一动。此外，一位与主席关系紧密的领导干部也通过他人传递信息，透露有人在杭州暗中策划安排飞机。更有甚者，有人对停靠在笕桥机场支线上的毛主席专列提出异议，认为其“阻碍交通”。这些异常行为引起了主席的极大警觉，他随即下令撤离杭州。傍晚时分，专列安全抵达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专运站。

二十余年间，毛主席凡至上海，必逗留数日，是以我们惯例性地做好了下车停留的准备。然而，这一次毛主席并未下车，反而将上海市的党政军领导王洪文、马天水等一众要员邀请至专列之中，与他们举行会议或展开交谈。交谈持续了超过一个时辰，他们便离车而去。我们在火车上共同享用晚餐，并做好了夜宿的安排。

当晚九点至十点时段，汪东兴紧急召集了我们数人，其中包含秘书与卫士。他紧握着那本薄薄的小册子，一页页地翻动着，有针对性地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谈话要点：庐山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仍需持续加以处理……军队的整顿工作刻不容缓，我坚信，我们的军队绝不会发生叛乱。

汪东兴在讲述至此时，语气中流露出迟疑，紧接着快速翻阅到下一页。直到1972年3月，我才在中央办公厅发布的《毛主席巡视外地期间与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中发现，汪东兴之前翻阅的部分内容是：“他们企图隐瞒，连总参二部的高级干部都不应获知，这如何可行？”汪东兴下令我们务必强化专列周围的安保工作，在关键区域增派双岗，并要求全体干部保持高度警惕。据此，我们迅速增设了五至六个哨所，并额外组建了一支三人巡逻小组，同时为哨兵配备了冲锋枪。

9月11日的清晨，许世友将军抵达，我便引领他至毛主席的专列车厢门口。接着，汪东兴同志热情地将他迎入车厢。两人畅谈了近一个小时，直到中午才结束。毛主席并未邀请许世友将军共进午餐，只是轻声说：“你自己用餐吧。”当我将许世友将军送离车站时，他语气坚定地回应：“请主席放心，南京军区的全体指战员都严格遵循党中央的指挥调度，我们已做好了周密的部署和充分的准备。”

自上海发车的我们，沿着铁轨驶向南京。夕阳西下，大约18时，列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在那里，我亲眼见证了许世友将军在月台上热情洋溢地迎接。我将此事告诉主席，他却回应说：“上午已经与他会面并进行了交流，现在就无需再次见面了，请让他回去休息吧。”我随即下车告知许司令员，但他依旧选择停留，不愿离去。待列车加水完毕，启动继续前行，只见许司令员仍旧挥动手臂，与我们依依不舍地挥手道别。

9月12日点林彪

这趟专列沿长江大桥蜿蜒前行，向北疾驰。昔日，列车往往要在蚌埠、徐州等地停靠，但这次它却径直向前，于午夜12时抵达济南火车站。毛主席原本打算接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高秘书事先已做了通知。列车停靠之际，我们迅速走下列车，迎面而来的是一位副司令员。他告知，杨司令员因公务在泰州进行工作检查，预计需要五到六小时后才能返回。

在向毛主席汇报完毕后，我得知副司令员不幸失踪。毛主席指示，待北京会议圆满结束后，我们再行相聚，并吩咐他们先行返回。在此同时，张耀祠等正在向北京拨打电话的人也一同登上了车辆。毛主席随即下达了发车的命令。车辆沿着北行道路继续前行，穿越黄河，抵达天津后停留了15分钟以补充水源，之后加快了速度。在旅途中，毛主席下令在丰台车站停靠。尽管丰台车站与北京站的距离不过二十分钟车程，但主席以往从未在此地稍作停留，这一举动背后的原因，无人能够揭晓。

13时10分，列车缓缓靠站，车门缓缓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丰台站的醒目标志。我随即引导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委纪登奎，以及北京市委书记兼卫戍区政委吴德、司令员吴忠步上专用车厢，随后我礼貌地退至一旁。他们在列车内展开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深入讨论，全程由汪东兴先生陪同。

随后，我陆续阅读了这几位领导人撰写的文章，方才意识到毛主席早已洞悉了北京的局势，并首次提及林彪的名字，进而论述了预防武装政变的必要措施。毛主席始终保持着极高的政治警觉性，他指示李德生在南口部署一支师级部队，以防范可能发生的更大规模极端行动。

临别之际，夜色渐浓，我们匆匆登上车辆，意图解决午餐问题。本以为用餐后便可踏上征程，然而，直至下午五点钟，出发的消息仍无踪影。无奈中，我们在专列上又享用了一顿晚餐。即便如此，列车仍未启动，直至晚上七点之后，夜幕降临，我们才接到驶向北京站的指令。列车抵达北京站，一如既往地，没有迎接的人群，只有警卫局的各式车辆穿梭往来，接送人员与搬运物资。我们迅速换乘，一路畅通无阻，最终顺利返回中南海。

已离家逾月，心绪如悬，尤其是自10日起，连续数夜辗转反侧，难以安眠。如今，安然返回北京，一股久违的轻松感瞬间弥漫全身。与毛主席一同外出的汪东兴、张耀祠也已归家，我妥善安排了哨兵与值班人员，详细叮嘱了各项注意事项，直到夜深人静的22时方才离去。数日未曾合眼，一进门便倚靠枕头，沉入了梦乡。

毛与职员

林彪出逃的当日

不久前，我方才安顿身心进入梦乡，游泳池值班室却紧急派遣人手将我召回。尽管睡意尚未完全消散，心中难免有些不快，但我深知必有急事发生，于是即刻跨上自行车，赶往中南海西门，并抵达了游泳池的值班室。眼前，汪东兴和张耀祠已经等候在侧，他们的面容紧绷，显然疲惫至极。他们日夜守护在毛主席身边，既要管理部队，作息时间极不规律，睡眠质量堪忧，甚至需要大量安眠药。在未得充分休息的情况下被唤醒，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折磨。见到他们，我不禁回想起自己之前的微词，心中涌起几分愧意。

“他究竟是如何成功的逃脱？目前他正逃向何地？”心中焦急万分，渴望立刻将他寻回。

汪东兴坦言：“他已乘坐飞机远去，旁人确实难以拦阻，亦无法加以阻止。至于他究竟逃往何处，还需稍作等待，谜底自会揭晓。本欲向您探询得知此事的途径，然而见您神情略显紧张，我便不忍心再继续追问。”

即刻间，我得知信息，当我步履匆匆抵达值班室时，北戴河执行任务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紧急来电，汇报称，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已向大队长姜作寿提出严正要求，责令其立即采取相应措施，以阻止林彪登机，并确保其人身安全万无一失。

张耀祠立即向汪东兴作了汇报，消息在短短十分钟内传遍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主持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周恩来也迅速得知了这一情况。与此同时，张耀祠迅速部署警卫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远在北戴河的张宏不断将最新进展上报，而汪东兴则将这些信息及时转告周恩来。周恩来综合了空军、总参谋部等多方渠道传来的情报，随后在游泳池值班室告知汪东兴，并请他即刻向毛主席汇报。

林彪乘坐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一跃而起，径直朝西北疾驰而去。飞机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雷达系统始终紧密追踪其飞行轨迹。此刻，我内心暗自揣测，依照林彪的逃逸方向推断，他很可能逃向苏联。那些岁月，苏联在我国边境持续增加兵力，特别是两年前珍宝岛事件的爆发，使得中苏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林彪的逃离无疑将我国置于更为严峻的境地。若对方趁机发动突袭，后果将不堪设想。我立即下达命令，要求中队全体人员迅速起床待命，并紧急调度了数辆大小车辆，以备不时之需，确保一声令下，即刻行动。

毛主席方才安顿妥当，便被紧急唤醒。当夜9月13日凌晨一时左右，周恩来总理急匆匆地从人民大会堂赶至中南海游泳池，我随即赶到门前迎接。总理与随行的汪东兴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一同步入毛主席的卧室。大约二十分钟后，周恩来与汪东兴从卧室走出，他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林彪已逃离，天将降雨，女儿即将出嫁，一切顺其自然吧。

汪东兴向主席汇报了有关安全事宜。周恩来稍作沉思后，建议先将主席安排至条件更为优越的人民大会堂，并根据事态发展再做具体安排。我们随周恩来步出房门，他立刻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尽管两地相距不过数百米，周恩来却并未选择回家休息。

主席步出居所，我察觉到他的面容略显憔悴，疲惫与怒气交织其中。自跟随他以来，我从未在他脸上见到过这样的表情，但他并未开口说话。主席依旧乘坐他那辆熟悉的吉斯轿车，从中南海西门驶出，朝着人民大会堂的方向缓缓驶去。

北京的街头显得格外静谧。毛主席重返人民大会堂，再次入住那间熟悉的老118号厅。周恩来不时前来探望，向毛主席报告最新的局势动态。夜色渐浓，凌晨两点，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穿越国界，随即在雷达屏幕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度过了一段充满忧虑的时刻，心中萦绕着对三叉戟去向的疑问。

在晨光熹微之际，李讷特意委托他人将她的婚事报告递呈至毛主席面前，恳切地请求主席的批准。李讷已届三十二岁芳龄，她的婚事始终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尽管有人为她物色了几位佳偶，却都未能遂愿。她和机关内的同事小李，同属适龄未婚之辈，她们时常在闲暇之余互相调侃，戏谑地询问着何时能携手漫步街头，偶遇良缘。

毛主席正襟危坐在118厅的长沙发之上，缓缓地从信封中抽出一页16开大小的红格信纸，凝视良久，却似乎仍旧未能洞悉其间的深意。于是，他向递信的干部询问了对方的身份、所属单位，以及他们之间的具体关系。这位干部正是我们队伍中的一员，与毛主席相识已久。干部便简要地向毛主席介绍了对方的年龄、籍贯等基本信息。他述说，对方是一位服务员，虽未受过高等教育，但对学习充满热情，同样热爱劳动，两人之间感情深厚，共同期待着能走进婚姻的殿堂。

毛主席即刻在文件上以铅笔签署：“批准，毛泽东，九月十三日。”言罢，他即刻命人将报告取走。不多时，毛主席再次沉浸在深沉的焦虑与苦闷之中。

在9月14日那个午后的时分，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在蒙古东部的温都尔汗地区，一架三叉戟民航客机发生了坠毁事故，机上八名男性乘客与一名女性乘客均不幸罹难。周恩来脸上露出了异样的喜悦，他走进118厅，正式宣布了这个结论。紧接着，他步出厅门，对我们说：“毛主席认为，这便是最佳的结果。”

毛主席身体垮了

然而，“九一三”事件对毛主席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令他内心承受着难以言表的痛苦，追求与自信也受到了严重的挫败。自此，毛主席的健康状况每况日下。起初的数日，他整夜未能入眠，除了偶尔提及“天将降雨”的预言，再无其他言语。

数月间，他的精神状态持续恶化，面容憔悴，饮食与睡眠均失去常态，且不再像往日那般与警卫战士热情互动，甚至拒绝与任何人会面。我深感忧虑，毛主席能否承受如此重压？

1972年的初春，毛主席决定亲自出席陈毅同志的追悼仪式。按照惯例，这项任务是由主席的资深秘书徐业夫负责通知。然而，在那不寻常的一天，徐业夫恰巧休假在外，因此，张玉凤女士临时代为承担了这一使命。我立即与汪东兴和张耀祠取得了联系，并向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进行了详尽的汇报。与此同时，我还着手调度了主席出行所需的车辆，并叮嘱随行警卫人员携带好各类枪械以及充足的弹药。

小张小心翼翼地搀扶着毛主席步出室外，我目睹了毛主席单薄的着装。李指导员主动递上一件厚实的棉大衣，但毛主席却轻轻挥挥手，婉拒了这份关怀。在这寒冷的天气里，自八宝山归来后，毛主席便不幸病倒。然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毛主席依然频繁外出，或赴钓鱼台，或步入人民大会堂118厅，或参加会议，或与人交谈。已年届八十的毛主席，体力日渐不支。1月13日，他突然陷入休克。不久，毛主席再次遭遇了休克的危险。

中央作出决策，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同志组成的主席医疗领导小组，随后邓小平、华国锋同志亦加入该小组。在原有医护团队的基础上，增派了多位专业医疗人员，实行全天候值班和照护。自那时起，毛主席的健康状况始终未见显著好转。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不幸与世永诀。

毛与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