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过江战斗中，一位解放军团长抓获了一位老同学。被抓的人说：“有些事情你需要去问周恩来。”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三野88师正准备渡江时，遇到了一支国民党溃军。这支溃军虽然已经溃败，但部队建制还算完整，武器装备也没有丢失，撤退也还算有序。解放军也很奇怪，这支军队怎么会变成溃军呢？

不管敌人有什么招数，解放军已经做好了准备，不得不立即对这支溃败的军队发起攻击。原本打算打一场硬仗的解放军，在发起进攻没多久就感到意外了，因为这支队伍几乎是刚交锋就举起了白旗投降。

见过不少没用的国军，但没见过这么没用的。经过调查发现，这支部队是国民党第45军里的312师，当时是由副师长李长亨带领，沿着京杭公路撤退，准备乘船逃往台湾。

当解放军清点完人数和武器弹药，正准备押送俘虏去战俘营时，312师的副师长李长亨站了出来，对解放军说：“同志，我是自己人，想见你们的领导。”

一名解放军军官冷笑一声，说道：“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傻啊？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你就是李长亨，以前中统的特务头子，专门跟我们作对，跟谁是一伙的，心里清楚得很！”

解放军军官一挥手，战士们不由分说地把李长亨和一众国民党士兵押到了俘虏营。

几天后，解放军88师补充训练团的团长钱申夫来到俘虏营，他想在里面找一些可以教育转化的战俘，补充到自己的队伍里。

没想到走了几步就遇到了李长亨，他一把拉住钱申夫，激动地说：“老同学，我是李唯平啊，还记得我吗？”

钱申夫仔细打量着眼前的人，发现他竟是自己在抗大的同学。他高兴地说：“李唯平，果然是你啊！要是你不喊住我，我真认不出你来！我记得咱们毕业后，你去了华北前线，现在怎么成了国民党的官员了？你难道背叛了？”

李长亨深深地叹了口气，一脸无奈地说：“你别问了，有些事情你们可能不太清楚。如果你还念着我们曾经一起读书的情谊，就帮我个忙吧。想办法给周恩来或董必武发个电报，就问一句：‘我们党里有没有黎强这个人？’”

曾经李唯平是钱申夫最看重的同学之一，他心里实在不愿意相信李唯平会叛变。可是，已经成为“312副师长”的李长亨还能信任吗？如果李长亨说的是真话，万一真的有隐情，自己犹豫不决岂不是耽误了大事？

钱申夫赶到了三野的前委，和首长讲了李长亨的事情。三野前委商量后，给党中央发了电报，讲述了李长亨的情况。

两天之后，三野前委收到了一封紧急电报，电报上只写了九个字：“尽快让黎强同志来北平。”

中央军委并没有对李长亨的身份做任何说明，但“同志”这两个字已经给出了答案。钱申夫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自己的老同学没有背叛。

这个人叫黎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人说他是国民党的副师长李长亨，也有人说他是抗大的爱国青年李唯平。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他呢？他有这么多不同的身份，背后又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黎强是《潜伏》中余则成的一个重要参考，他是一位充满神秘感的红色特工，是共产党潜伏在敌人内部的一把尖刀。

黎强原名叫李碧光，1915年出生在四川安岳。他小时候在读书时受到了表哥姚仲蜀的影响，接触到了进步思想。进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大学后，黎强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还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一起组织了救亡图存的学生运动。

在这里，他遇到了同是安岳人的老党员周俊烈，周俊烈当时在四川做情报工作。在周俊烈的带领下，黎强也开始参与一些秘密活动，那时候他对革命的中心延安充满了向往。

1938年7月，成都地下组织安排刚刚毕业的黎强前往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那时他改名为李唯平。

黎强等人学完后，于1939年5月初被调到重庆市郊的红岩嘴，八路军驻地，宣传抗日思想，组织农民活动。

廖似光告诉他，在这里工作不能用延安时期的名字李唯平，可以使用上学时的名字李碧光或是李长亨。

黎强这个名字在不同的时候和地点可能不一样，简单来说，黎强是他在组织里的一个代号，知道“黎强”这个名字的只有周恩来、董必武等极少数南方局的领导。

1939年10月24日，黎强通过周俊烈的推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不久后，他按照组织的指示，又一次前往成都，与南方局派遣的联络人刘文哲取得了联系。刘文哲指示黎强今后只与他单独保持联系，不再与重庆红岩方面有任何往来。

当时的成都，中统势力很嚣张，他们疯狂地迫害共产党员，给共产党开展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上级指示黎强，让他打入中统内部，协助南方局的工作。

黎强经过一番调查后发现，他的一个亲戚翟自湘有个好朋友叫周壁成，周壁成在国民党四川党部组训处当科长。既然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黎强就借这个机会接近了周壁成。靠着自己的交际手腕，很快他就和周壁成成了亲密无间的好兄弟。

1940年6月，周壁成对黎强说，中央军校第七期政治研究班开始招生了。黎强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得到组织同意后，他请周壁成帮忙。结果，他顺利进入了中央军校第七期的政治研究班。

为了顺利进入中统，黎强特意融入了中统同学们的交际圈子。那时，四川袍哥会很流行，很多中统要员都加入了这个组织。

黎强拉着班里的同学们一起拜兄弟、结拜袍哥，就想在袍哥圈里排名靠前，多点说话的分量。为了显得更成熟，他还故意多报了几岁年纪，再加上他父亲李可廷在安岳的袍哥地位，黎强很快就成了袍哥圈里的大哥。他和成都各个帮派的大哥们都混得挺熟，袍哥圈里的那些行话他张嘴就来。

我和中统的袍哥大爷刘国辉（中统成都区长）以及军统的袍哥大爷叶国良（军统成都稽查处行动组长）是很好的朋友，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黎强通过努力结交同班同学，班里那些中统背景的同学都对他很友好。毕业时，黎强利用中统同学的帮助，顺利进入了中统第三期训练班学习。

在某个时候，他利用中统和军统之间的矛盾，向老师举报了军统的卧底学员，成功赢得了中统的信任，担任了成都试验区区长助理。

不久之后，中统发了一份关于中国青年党的电报到成都，这份电报被泄露了。这让中国青年党主席曾琪感到非常不满，并以此向蒋介石发难。

蒋介石既生气又感到非常遗憾，于是命令中统的头目徐恩曾限期破案。中统四川调统室（简称川调室）对此毫无头绪，搞得一团糟。这时，黎强想起曾庆高曾向他借过那份情报，便将这个线索上报给了川调室主任孙云峰。经过审讯，曾庆高承认是把情报泄露给了表哥曾琪。

川调室顺利度过了难关，孙云峰对黎强赞不绝口。黎强也因此平步青云，正式成为川调室的视察员，并进入四川省最高等级的特务联合机关——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简称省特会），担任一组主任干事。他的上司正是对他极为欣赏的孙云峰。

黎强现在可以查看川调室和省特会的很多机密情报了。他会记住这些情报，然后口述给联系人。

黎强刚到川调室不久，刘文哲因工作需要被调走，陈于彤成了他的新联络人。有时候无法直接见面，黎强会把情报写在小纸条上，放在空心的香烟里、煮熟的鸡蛋里或者馒头点心里，然后想办法送到陈于彤手里。

在川调室工作时，黎强发现第三科，也就是党派科，负责保管着非常机密的“特情”资料。

中统最擅长的手段之一就是搞秘密逮捕。有时候，他们会在审讯过程中施加压力或提供利益诱惑，让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松口。但中统不会立即处置这些人，而是悄悄让他们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这些人就成了中统的秘密耳目，他们会偷偷收集情报并上报给中统。这些叛变人员的信息，包括他们的单位、联系方式等，就是所谓的“特情”材料。

这些不良分子混在共产党内部和进步人士当中，危害极大，所以获取这份秘密名单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黎强知道这份特情资料是第三科科长叶申之一手整理的，他把这份资料锁在保险柜里，钥匙随身携带，只有主任孙云峰能接触到。

叶申之原本是绵阳的共青团书记，后来叛变加入了中统。他诡计多端，做事小心谨慎，黎强清楚要从他那里获取情报绝非简单之事。

于是黎强开始主动接近叶申之，陪他喝酒主动买单，陪他打牌故意点炮。这样的朋友谁不喜欢呢？两人的关系亲近了不少。

1946年3月，黎强在四川调室的一堆加密文件里发现了一些秘密。文件里提到，当时还没有正式宣布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委的一些情况，连重要干部的姓名和基本资料都写得清清楚楚。这种情况一看就知道，组织内部可能出现了问题，有人泄露了机密。

黎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于彤，陈于彤让他务必尽快找出内奸。同时，陈于彤还提到，组织上对一个叫陈景文的人有些怀疑，希望黎强能在特情资料里查证一下。

黎强接到任务后就开始物色机会。到了4月初，他听说叶申之要被调到田粮部门，于是就找了个理由请叶申之喝酒。

喝到第三杯酒，叶申之已经醉得像一个大泥人。平时特别锻炼酒量的黎强，此刻也有些晕乎乎的，但必须把握机会找到特情材料的任务让他保持清醒。

他们互相搀扶着走进了叶申之的办公室。叶申之在黎强的“追捧”下情绪非常兴奋，自己得意洋洋地打开了保险柜，拿出了那份特情资料。他抖动着资料，一脸得意地对黎强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不是我吹牛，这份特情档案只有我才能建立。放心吧，我调到田粮部门，一定推荐你当三科科长。”

说着说着，他就倒在沙发上睡着了。黎强赶紧浏览那份资料，果然找到了陈景文的名字。他迅速记住了资料里的人名，然后把资料恢复原样。

黎强装出很急的样子，把叶申之叫醒，对他说：“这个事情非常重要，等你正式把东西交给我之后，再看也来得及。你还是赶紧锁好吧。”

黎强回家后，立即将背下来的人名单抄了下来，交给陈于彤。南方局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停止了与陈景文等人的联系。他们通知与这些人的党员和进步人士迅速离开成都，并将他们知道的联络点全部转移。

由于黎强提供的情报既及时又准确，我们党减少了大量不必要的人员损失。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周恩来和董必武带领中共代表团前往南京，与此同时，陈于彤因为工作调动离开了成都。

临行前，陈于彤向黎强传达了南方局的工作指示：“组织让你坚守岗位，按兵不动。你的新联系人是川康特委的陈国瑞同志。如果川康地区的党组织发生变故，你与成都的联系中断，可以转移到其他地区灵活行动。在未来三五年内，你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部门直接与党中央联系。联系时的密语是‘我党有无黎强同志’。在重庆红岩，只有周俊烈等少数同志知道这个名字，而党中央只有周恩来和董必武等少数领导知道，这个名字是安全的。只要你用这个名字联系党中央，他们一定会回复你！”

1946年8月，黎强正面临一次危险的危机，他的入党介绍人周俊烈被逮捕了。周俊烈是党内知道黎强身份和事迹最清楚的人之一，如果他开口，黎强肯定难逃一死。

黎强心里非常紧张，时刻关注着周俊烈的情况，希望能给周俊烈营救的机会。周俊烈没有辜负黎强的信任，他坚称自己年轻时和共产党有过一点关系，但已经多年没有参与任何共产党活动，现在只是一个失业的游民。

黎强心里稍微轻松了一些，便找了个借口邀请审讯周俊烈的杜石公一起吃饭。由于黎强在中统的地位较高，之前也帮过杜石公不少忙，杜石公对他十分尊敬。

黎强在吃饭聊天时故意问杜石公手里积压了多少未破的案件，杜石公无奈地回答：“多得数不清，这些案子让我头疼得厉害。”

黎强接着说：“你还是机灵点好，那么多没头没脑的案子拖着干啥？犯人吃得多花得也多，上面捞不到好处，小心他们拿你不满出气。”

杜石公急忙向黎强请教怎么办，黎强建议说既然审不出什么，不如就放了他们。杜石公听从了他的建议，第二天就向上级申请释放了一些囚犯，周俊烈也因此获释。黎强利用自己的人脉，很快就把周俊烈送出了成都，两人都平安无事。

为了让黎强能够长期潜伏下去，组织上打算帮他物色一个地下女党员结婚，好有个家庭的掩护。但黎强却提出，两个地下党结婚暴露的风险会大大增加。反而是与国民党高官的女儿结婚，不仅多了一层掩护，说不定还能借着老泰山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多些便利。

最后，党组织批准了黎强的提议。经过精心挑选，选中了国民党成都党部书记赵选的女儿赵蜀芳。在党组织的帮助下，黎强和赵蜀芳“不期而遇”，很快坠入爱河，并结为夫妻。

赵选的政治态度比较中立，他对共产党的看法没有那么强烈。赵蜀芳是一个温柔贤淑、明事理的大家闺秀，而黎强对这段婚姻非常满意。

黎强从来没有告诉赵蜀芳他的特殊身份，因为他觉得赵蜀芳知道得越少，对他们俩越安全。赵蜀芳对丈夫的工作也不多打听，只是专心地照顾好他的生活，过着平静的日子。

黎强作为一名特工，表现得非常出色，出色到连敌人都相信他是自己人，而自己人却打算除掉他。

那时为了保护他，党内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的特工身份。因此，在其他同志看来，黎强就是一个真正的特务头目，经常成为他们铲除的目标。那些日子里，黎强不仅要和特务们斗智斗勇，还得小心别被自己人误伤。

1947年5月，解放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国民党重庆和成都两地当局决定释放所有特务，把他们掌握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全部抓起来，以便配合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

成都的抓捕任务由省特会来指挥。为了尽可能保护同志，黎强费尽心思，在第一次大规模抓捕前提出了一个抓捕策略，建议只有当半数以上机关都提出的人才列入抓捕名单，其他则暂时不抓。

他还为此编了一套很唬人的理由：“抓肯定都是要抓的，但得拎得清主次，按照以往的经验教训，一下抓多了也不好办。”

当时，黎强在省里的特工圈子里地位很高，说话很有分量。他编的理由听起来也很合理，所以当他提出这个方案时，特务头子们都没反对。黎强的这个建议，让一半的同志成功躲过了那次大抓捕。

一些中共高层的关键成员已经被揭露身份，即便黎强能力再强，也无法将这些人从抓捕名单中删除。在关键时刻，黎强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将抓捕名单送出，通知名单上的人尽快离开。

当时，川康特委的负责人王宇光和贾唯英也在名单上。他们就是因为收到了黎强的情报，才赶紧撤离，躲过了一劫。可以说，黎强一个人的努力，保护了成都地区革命队伍的核心力量。

1948年末，黎强因为是“中统的关键人物”被调往南京工作。那时，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国民党高层都在讨论前往台湾暂避，以期日后东山再起。根据党组织的安排，黎强也准备随国民党去台湾，继续他的特工工作。

1949年初，黎强被任命为国民党45军312师的副师长。为了削弱这支部队的战斗力，他故意减少了士兵的训练强度。每天不是练习射击，就是修筑工事，结果很多新兵连枪都没怎么摸过。

这也是为什么312师和解放军三野88师相遇时，还没开枪就全部投降了的原因。原本打算跟随国民党军队去台湾继续做卧底的黎强，就这样被解放军抢先一步截住了。多亏了老同学钱申夫帮忙，向中央发了一份证明信，证实了他的身份。从某种角度来看，黎强是幸运的，他借此机会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重新回到了光明之中。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黎强和其他肩负重任的战士们，在秘密战线上辛勤工作，他们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传递重要情报，救下了许多同志，也使党组织避免了严重的危机。

他们放弃了婚姻，放弃了名誉，甚至放弃了生命，只为在黑暗中寻找一丝光明，只为给中华儿女带来一片清明。

他们是把新中国扛在肩上的英雄，是我们最值得崇敬的人……